《旺达》： 黑色、红色与冰激凌

by T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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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成本仅10万美元的《旺达》，拍摄剧组只有3个人（导演兼主演洛登、摄影师兼剪辑师Nicholas T. Proferes、以及灯光师兼录音师Lars Hedman），如果说一般电影的剧组是个“交响乐团”，那《旺达》俨然出自一支摇滚乐队，而洛登就是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

《旺达》讲述了一位和丈夫住在一片煤矿地中的女子在脱离了家庭和婚姻以后，独自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苟活着，最终无意中勾结上了一个银行劫匪并展开了一段“雌雄大盗”式的故事。在开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中，穿着一身白色的旺达独自行走在一大片黑漆漆的矿地里，在远处看着的摄影机里只是一个小点，它缓缓地在远处跟着她的步伐。纵观全片，旺达都是一个极为被动的角色，她对自己遭到的伤害或者不公都表现出了异常的漠然，也导致了其最终的宿命。

电影的这一特点让很多观众非常费解，甚至成为了讨厌角色或者影片的理由。在罗伯特·麦基式的剧作体系中，一个主动寻找目标（goal）的角色才能被称为电影的主角（protagonist），而被动的人则无法驱动电影。这是一个有道理但并不完全通用的方针，但似乎已经成了电影学院老师授课时的一个共知。我曾在上课时和老师反复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可惜最终谁都没有说服对方。被动的角色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她/他是否能够成为电影的主角？在《旺达》中，你很难说女主角有任何的所谓目标或者一个确定的前进方向。甚至在第三幕和劫匪丹尼斯先生（Michael Higgins 饰）进城执行一场银行抢劫时，单独驾车跟在丹尼斯后面的旺达也因为跟丢了车子而迷失了方向，最终只能在警方的警戒线外默默看着行动失败。

回答上面的问题，如果说《旺达》有什么主旨宣言的话，那便是为所有的被动者所作：被动的人也可以是电影的主角，只要我们足够敏感，被动者的生活依旧可以拍出动人的电影。旺达的生活或许看上去是了无生气的，无所事事的，虽然这点毋庸置疑，但这不代表她的生活就不是美丽的，最起码不代表这种生活不值得被拍摄。电影的镜头始终认真地观察着，感受着，而丝毫不多愁善感或带有抱有批判。她继续以她的方式游荡着。

或许一个场景能说明这点：旺达被一个男人扔在冰淇淋店前，变焦镜头从远处的坡上推向车子，它停在店铺门前扔下旺达，迅速开走了；旺达看着四周的矿地，一会儿之后，一双手递上一支白色的甜筒；她看了看甜筒，上面的冰淇淋有着优美的螺旋形，多么单纯的一件事物，就如旺达本人。然而很快电影就切到了下一个场景，我们看不到旺达吃掉这个甜筒，因为这会让电影变得太过怜悯：“哦，我是个可怜的姑娘，被扔在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吃着冰淇淋！” 旺达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怜悯，她继续以她的方式游荡着。当然，旺达也爱美食（这就是她为什么会被扔下车），遇上丹尼斯先生后，她津津有味地在小餐厅吃着意面和面包，还颇有幽默感地告诉他她最爱吃的面包部位，即便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个男人是个在逃罪犯。

作为独立电影的《旺达》被称为有着 “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般的影像，技术层面上看确实如此。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其风格化的色彩展现，显然洛登在影像上有着更绝对的控制权。之前已经提到的黑色煤矿地，它粗旷的表面和电影本身的胶片颗粒感一脉相承。电影的主色调则是青色：旺达的衬衫、房间的墙；而另外一个抓人的颜色则是夺目的大红，或许是作为一种标记危险的颜色，它时不时出现在旺达旅途中遇到的男人身边：开场的矿地里出现了一辆红色卡车；第一个扔下她的男人把一个大红色的套西服的袋子挂在车里；旺达被偷走钱的电影院门口有着大红色的门，她走了进去；意大利面酱和汉堡包里的番茄是大红的…… 这些颜色的反复出现，预示着某种思维定式的存在。

包括与丹尼斯先生如黑色电影般的情节在内，旺达在电影中的轨迹似乎都遵循着一个定式：遇上男人，并没有结果地最终分离，如此循环…… 即便洛登以引入丹尼斯，另一个游走在道德边缘的悲情人物，将电影带向了另一个岔路口，我们最终依旧回归到原点。旺达遇上一个军人，他开着辆大红色的敞篷车，而此时在一个全景镜头中，汽车（与它刺眼的红色）驾驶在一片白色的荒地上，和开场时的黑与白刚好反了过来。军人试图要诱奸她，在此，旺达会在全片第一次试图掌控自己的生命，她拼命挣脱着军人，逃离了红色的车，接下来镜头切到她跑进一片绿色的树林，前景中鲜活的绿色终于包围着她。但直到最后，洛登依旧没给出关于未来的答复，或许谁都不能？或许谁都心知肚明。我们只见在一家酒吧，舞台上唱着欢快的歌谣，旺达围在一群陌生人间默默喝酒，电影便如《四百击》的结尾一样定格在她的脸上，结束了。